梁永安：当下年轻人的四个问题

时间: 2024-12-23 02:51:30 |   作者: 成功案例

  12月20日，在“《财经》年度对线：穿越变局的力量”期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就“变局中的青年机遇”发表主题演讲。他指出当下年轻人有四个问题很难解决，即

  从人类历史来看，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处在非常特别的一个时刻。1901年梁启超写《过渡时代论》时说中国人几千年不变，都是一种不易之生活。到了近代，外敌来了，才清楚自己不得不变。所以他的形容是，离开了海岸，驶向终流，前方还是一片空茫，处在两头不靠岸的状况。中国人翻山越岭这一两百年特别不容易。

  一开始是要实现民族独立。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史里特别边缘。在学术里面有所谓的“东方学”，从欧洲的观点来看，整个东亚社会放在东方学里来研究。在这样一个态势下，民族要独立，那一代的革命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记得2012年我们开车从成都去，路上经过巴塘，在巴塘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起得特别早，在藏区看到一个很大的纪念碑——巴塘抗战纪念碑。我想起川军抗战350万人的军队出征，最后只回去了大概不到50万人；广西出兵100万，最后回去不到1万人。这个悲壮的过程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这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征程。

  改革开放46年的过程也不容易。作为个体而言，他要获得自己的价值。我前段时间坐出租车，司机是在上海开车的一个芜湖人，在上海已经30多年。当年因为太贫穷来到上海，一开始在菜市场打下手做鲁菜，后来找到商路，开始有了点钱。第一笔钱买了4000块的摩托车，之后花了不少钱买彩电。他要让自己扬眉吐气，他带着彩电、开着摩托车回到家乡。他们家原来在村里被人最看不起，结果他家成为第一个有彩电的。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实现了微观上的每个人生活获得了一种体面。

  农业社会文明在老一代里是很明显的存在，工业化这一代也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时代使命。到了年轻这一代登场，需求有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从物质的需求向文化的需求、心理的需求、精神的需求转变。如果年轻人还是关注衣食住行的话，应该幸福感很强，因为这方面已经不是大问题。但为什么还是这么焦虑，还有一种需要改变生活的愿望？

  关键是内在的价值在变，对生活的认知也在变。这跟经济发展水平、每个人的教育水平、阅历、生活跨度有关。今天我们进入了新的社会类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三代同堂。从经济每个方面来看，它的需求是多样的，每一种需求都有很大的市场。我们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一个人看到的生活不等于全部的生活，放眼出去是多维的世界。在云南大山上，赶马人跟我们聊起来，他说你们从上海来，听说上海工资很高，一个月一两万的。我说可能很多人收入还可以，但生活很紧张。他就笑了，说我不是羡慕你们，你们的钱比我们多，但是你们的快乐没我们多。

  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对需求的研究，对需求的感知，到底针对的需求是什么？今天的人内部生出很多纠结，因为在多样性里会陷入困境。这山望着那山好，这山看着那山不错，到底怎么生活？人们面对未来有一个探索过程，是一个不断体验的过程。国家现在进入了新阶段，每个人对别人要有巨大的容错空间，对自己也要有巨大的容错空间。1978年，我们81%的人在乡村，19%的人在城镇。生活很简单，高度类化，就是衣食住行，恩格尔系数高达百分之五十二三。现在不同了，我们的人在流动性里面获得新经验，所以对社会有另外一个维度的理解。

  今天这个社会非常需要一种人——反思型的老年人，他们的生活品质很好，有沧桑，内心深处有历史。这是一个维度。还有改革型的中年人，他们了解历史方向在哪里，给青年人主动让渡了很多空间和机会。并还有探索型的年轻人。整个社会如果有这样一种关系，它就非常有活力，会从二维走向三维，或者更大的历史和社会维度。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精神也在成长。精神成长代表什么？第四维。我们中国人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四维的人。四维的人内心深处有价值思索，有文化深情，有自由渴望，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也就是康德在18世纪所说的，人类的改变就是要改变一个状态。他说很多人习惯于把自己人生最重大的选择都交给别人来做，已经变成了第二天性。所以启蒙主义要解决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理性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社会随着世代交替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一直主张年轻人一定要比同时代提前跨出去0.5米。不要好高骛远，但0.5米是需要的。0.5米意味着整个时代还在这个风向的时候，你要有稍微的预见性，这个预见性其实是有条件去思考的。工业革命从1775年算起的话，到今天已经将近三百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为什么很多国家人均GDP过了一万美元之后就上不去？为什么有的国家就可以？这里面有大量文化迭代时遇上问题如何正确地处理，值得中国人去参照。

  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也是站在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新文化的基础之上，站在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往前走。所以今天的中国人有条件来进行这样一个向前的思考。0.5米很重要，各行各业都需要向前跨0.5米去思考。

  青年代表未来，年轻人正在干什么？正在爬第三座山。刚才讲民族独立这座大山，老一代是能够说是当之无愧地完成了。改革开放之后，第二代中年人付出四五倍的努力，实现了全要素的工业化，历史会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现在第三代的年轻一代要爬第三座山，这个山是文化再造。文化再造意味着思维方法，意味着社会的情感连接，意味着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价值观，意味着游戏规则的重造。这既有形又无形，既形而上又形而下，是空前的难度。如果这代人发展得好，将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因为这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代人。

  回头看历史，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光荣的一代。比如意大利在14世纪左右文艺复兴这一代人，德国宗教改革在16世纪的这一代也改变了世界。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这一代，强有力地推动了人们的认知革命。再比如18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业革命这一代，对整个人类普世性的价值有了伟大的变革。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这一代，第一次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价值观。他们都是伟大一代。

  这一代年轻人要爬第三座山了。现在比较艰难，形形的生存压力大。我自己的研究生也感觉找工作难。但是古希腊哲学里有一句话，上山的路和下山的路是一条路。反过来也可以说下山的路和上山的路也是一条路。上山的时候发展顺利，我们更多的获得是经济发展，是一种物质性的收获。下山的时候更容易收获的是精神收获，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因为上山、下山曲线的起起伏伏才是真实的，人类从来不会线性的总是往上走。所以真实的世界是什么？年轻一代如何及早、深刻地认识生活，认识社会？这就是当下的机会。

  我上个月去希腊，看到苏格拉底的岩洞特别感慨。希腊最辉煌的是公元前800年到苏格拉底时代的公元前500年左右，而越是在这个时代，暴露的问题越多，所以出现了伟大的“哲学三贤”，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我们的青年正在补课，在第二座山工业化的过程中有父母带着走，不断有收获感，觉得世界真美好，全球化真好。这种快乐感、价值感都是上坡得到的，但是年轻一代没有下坡的经验。一下来到一个相对有难度的时代，是当下年轻人更深刻地去体会生存的历史时期。

  我们的年轻人现在面临两面夹攻。一个是传统的夹攻，上一代作为现代社会第一代人的生活观价值观还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风调雨顺的劳动逻辑和生活逻辑，很多很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平稳，有安全感，考公、考大厂等等，这对年轻一代是非常大的压力。

  另一个则是工业文化里面的机械复制时代。工业社会是指令社会，你不要问为什么，就完成了你的功能。所以年轻人的压力非常大，在这么一个时代里如何获得自己的呼吸，怎么来面对获得未来探索的空间和创造的空间，这是很大的问题。

  第一代人总是很难，因没有前面的积累。在法国、英国，你都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年轻人要过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依托。但在现代精神积累方面，我们的年轻人无法依靠。一个美国摄影记者来到中国，他问中国的年轻人，让他们把自己心里的一句线岁的香港公司职员想知道我是谁？我可以做什么？这位农村妇女看上去很老，实际上不过才30岁，她说看电视之后有很多想法但没办法实现。她写的有好几个错别字，但她对外部世界有这样的渴望。这个男孩28岁，希望自己有个姐妹，因为太孤独。这个女孩19岁，在青海西宁一个餐馆打工，她感慨说人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里就很难回去了。这是今天的中国青年面临的一个状态。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中国有独特的、伟大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资源和动力。

  我们今天迫切地需要打破认知的惯性。鲁迅当年写得最好的小说不是《狂人日记》，也不是《阿甘正传》。《狂人日记》批判的是封建，《阿甘正传》讽刺的是固步自封和精神胜利。但是《故乡》这篇小说批判的是每一个中国人，小农基因循环的生活，一代代的重复性。《故乡》里写的闰土是鲁迅家长工的孩子，他的爸爸在鲁迅家干活。闰土的孩子、闰土的孙子，他们三代人都不变，过得那么痛苦。到第四代社会变了。有人采访闰土的孙子问他关于他们家庭和鲁迅的关系，他受到启发开始研究鲁迅，最后变成了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人是无限可变的，所以走出循环，走出内卷非常重要。

  我们要有自己的长期主义。现在很多人情绪特别焦虑，特别容易起伏。其实事业是最好的稳定器。在今天的中国，青年人生活在这么广阔的国土、这么巨大的历史转换里，其实特别需要一种伟大的公民精神。初期会有很多艰难，但后面的生活会有一种长期主义带来的价值和信心。

  但是当下，年轻人有四个问题很难解决。一是大时代小格局。刚才我讲小农基因，生活就是三四亩地一头牛。日本松下公司在1945年之后提出了一个目标，让每一个日本家庭都有一台物美价廉的收音机。因为军国主义时代信息封锁愚民。松下意识到收音机的重要性，设计出每个家庭都买得起的收音机，对当时日本社会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去年有一个很大的影业公司老总跟我电话聊天的时候说，我现在养着这么多人，不得不去做流量大的东西，票房必须要有，没有的话这个投资就打水漂了，所以不得不去迎合大众。但他又说了一句话，我现在做的事情对文化的损伤几代人都挽不回来。现在我们很多媒体人做的是公共传播，到底要传播什么？很多从业人员，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做的事情完全是不一样的。大众传播、文化传播是天下之事，但自己谋算的都是小小的利益得失。个人、社会、国家、全球之间是紧密互联的，互联网时代高度扁平，很多人在个体小小的认知里去做自己的事情，所以问题看不到，变化要点看不到，趋势看不到，制造了大量搞流量的信息，所谓各种热点的炒作等等。这是一个大时代里的小格局的问题。

  二是有激情无信仰。生活里面似乎有很多需要去追求，但追求很热烈，放弃也很快，缺乏一个信仰级别的东西，对待情感也是这样，对待人生的事业也是这样。啥东西让你终生放不下，是需要寻找的。探索经济是很重要的经济。美国上世纪60年代公路文化那么发达，有各种电影和小说，因为年轻人在那个年代打破了50年代中产阶级的固化，以一种思考性、独立性、甚至是反叛性的姿态去寻找自己真实的生命，一下子就把在路上的经济形态搞出来了，汽车电影、汽车旅馆。

  三是有职业无事业。有一个职业养家糊口，但这样一个职业不是自己热爱的，所以人过得很累。佛教说人生皆苦，但如果你连自己每天做的事情都不喜欢，就更累了。佛教说用肉眼看世界看到的都是得失，用法眼看世界看到的都是轮回，用天眼看世界看到的都是因果，用慧眼看世界看的都是虚无，佛眼看世界看的是怜悯。我们做事情要把心放进去，不光靠脑子。你做的事情伴随终身才有温度，今天做一个，明天做一个，都是冰冷的人生。热爱的东西才是事业，不管规模大小。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在多元文化里寻找到自己最热爱的那件事，是年轻文化里面特别艰难的东西。

  四是有年轻无青春。人人都有过年轻的时候，但青春不一定。青春是一种激情梦想，是一种非常热烈地面对世界，发自内心的力量，心之所向，身之所往。这种状态才能实现我们下一步的创新，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活化。有年轻无青春是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里面，我们有很大的问题。问题在哪里？一种原因是逻辑不对路。6岁到12岁是外层肌肉组织的成长期，孩子坐在那里拼命灌英语和其他学科，弱化了自然性。现在的年轻人有个大问题，恋爱能力很差。我的一些研究生家长跟我感叹，特别是妈妈感叹，说这一代年轻人找男人的能力比我们当年的时候差远了。有个原因是自然性的缺失。谈恋爱是男女的事，现在学生过得有一点太中性了，都是应试，都是为了成绩，自然性没有正真获得好的成长。我参加过自主招生，发现搞人文主义教育的学校就非常好，他们的学生回答问题是超出书本的，对世界有很好的思考。但如果要加大人文教育力度，有很多地方比如县级以下的学校达不到这个水准，这会加大不平等，所以没有很好的方法搞大规模的人文教育。一个年轻人成长的时候，人文养成比较单薄、比较单向，是特别大的问题。

  今天我们年轻人面临的问题很多，可以简单地从几个维度看，比如生命的尺度要自然。文艺复兴最伟大的贡献是达芬奇画出蒙娜丽莎，没有十字架和天使，就是很自然的女性，代表一种生活态度。不要搞得野心勃勃，整天攀比要比别人高。什么是自己最喜欢的生活？苏格拉底让柏拉图去找最大的麦穗，柏拉图看到一个麦穗觉得挺大的，但想想后面还会有更大的，看到更大的又觉得还会有更大的，最后走到不能回头了，一看最大的已逝去了。他回去告诉苏格拉底自己看见了最大的，但是没摘，以为还有更大的。苏格拉底笑说，对，这就是爱情。第二天柏拉图再去找，看见个大的麦穗，再往前走走，看到更大一点的就赶快摘下来，生怕后面没有了，结果走到后面还有更大的，但是已经没法再选了。他回去告诉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这就对了，这是婚姻。第三天柏拉图再去找，看到不太大的，但颗粒饱满，他挺喜欢，想想就把它摘回来了带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笑了，说这是幸福。

  所以今天的年轻人特别需要沉淀、停留和学会比慢。“慢经济”有很大的空间。慢是什么？孟子在他的文章里写过，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科”就是水流的沟沟坎坎，水流过去必须灌满，灌满再往前，才能放乎四海。我们今天太快了，都在比快，比着比着全身都是毛病，浑身都是“科”，浑身都是“洞”，人活得很单薄。

  “慢经济”是一个沉淀的空间，里面可能包含阅读、艺术、旅行，这个空间是年轻人是特别需要的，一定要有所停步。我想这是下一步年轻人首先要做的，除了自然的尺度以外，也要考虑到自己，需要思考自己价值的存在。

  今天的我们肯定要珍惜瞬间，珍惜当下。很多人有一种自我麻痹。有一种说法，我不太赞成，就是诗和远方。哲学上有在地超越也有异地超越，很多人以为异地超越才是诗，才是美好，才是自由。但实际上一个内心不自由的人，走得再远，跑到再远的远方也不会有诗。所以关键是我们对自我要有清晰的认识，这个自我不是看了几本书，感觉自己很文艺、很浪漫，就是美好的自我，这全是虚幻。真正的自我诞生在艰苦的过程里。你这个人的身体是父母给的，这是你的第一次诞生。精神自我是你的第二次诞生，是自己创造的。我们有的学生学的是经济，但喜欢的是音乐。一个女生孤独地作曲，去藏区，去青海，听格萨尔王，那么艰苦的原创之路，坚持了六七年，终于有了自己的风格。所以自我是创造出来的，不是想象出来的。

  中国青年要避免一种状态，即很多人一辈子总觉得我还有另外一个更美好的生活，但永远站在窗前，从来不会去打开门走出去。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写了大量这样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陌生化。“陌生经济”很重要。世界是多元的，活法是多样的，你在别的活法里能够正常的看到不同的自己。你在自己的闭环体系里对自己的评价很高，但如果你进入另外一个体系，比如从中国跑到巴西，你看到拉丁文化，发现拉丁文化里的那种热烈和亲情关系，他们的歌舞，他们的自在感，你会忽的发现自己缺了很多东西。

  再比如日本。2002年到2003年和2012年到2013年的时候，我在那里工作。2002年的时候，日本的人均GDP比我们高十几倍，但住房户均33坪，相当于100平米。他们的钱去哪儿了？很大程度是在文化支出，国际旅行、阅读、电影、形形的社会交流。文化生产的供给端要能调动一个人的深层需求，而不是表面需求。比如说一间咖啡馆，咖啡的味道是一方面，是物的特性。咖啡馆是现代的启蒙者，因为能在里面看见不同文化属性的人。怎么创造这些空间？比如新华书店和其他书店怎么打破原来的业态，变成文化汇聚之地、交流之地，变成文化圈层的形成之地。现在很多人喜欢到书店默默看书，彼此不交流，实际上书店是一个最好的编者、作者、读者相互融合的地方，但功能没打开。

  年轻人要有信心。我们的人口结构在变，最新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18岁-24岁年龄段的学历结构是本科25%、大专25%、高中23%，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25岁-30岁之间的学历结构，受到高等教育的只占31%。30岁-40岁之间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只占27%。改革开放的1978年，100人里才有23个大学生。所以世代交替在运转，青年在成长，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我们肯定要有信心。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文化条件、知识条件，年轻一代的见识，它们的互相贯通在这个历史起点上启动了一个崭新的中国社会。未来属于年轻人，他们是一种前所未有社会的第一代开创者，是创世纪的一代，这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特别想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的。